第四十九章 各取所需利非金（上）（1 / 1）

适以正式墨者的身份，跟随着墨子返回商丘时，心情和从前大为不同。

这不是他第一次看商丘城，但是他第一次真正看看商丘这座可以追溯到帝喾时代的古城，因为他终于有那么一丝资格参与这座城市有关的事。

在此之前，城市再大，也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。

商丘城是宋国都城，按照周礼的规定，公侯国的国都的边长不得超过七周里。

数百年前，周礼绝对是最符合科学的，也是按墨子所说的最秉持天志的规范，完全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，但现在已经相当过时了。

当时不管是筑城，还是侯甸采卫男、公侯伯子男的分封，都是按照最为有利于氏族制全民皆兵的手段来的。

夏商之时，邦国数万，一大堆按照夏里的面积的伯爵子爵。那时候一里是二百五十米，一尺只有十三四厘米。

商灭夏后，改用商尺。

度量衡变革后，习惯性的按面积说自己是伯爵子爵的习惯没变。

于是一群没跟着商汤灭夏的伯爵们忽然发现，按照商的度量衡，自己被商降级成了子爵，一堆子爵变成了男爵，一堆没跟着灭夏的伯爵还没有商的子爵领大。

等到了周灭商，所剩下的男爵基本都是夏之前的千年古国，按照当年商给伯爵降级成子爵的习惯，才有了蛮夷都被称作子爵一说。

楚是子爵，虽然弄成小西周，灭了一堆诸姬，连文王四友南宫适的封国都弄成了自己的附庸国，可仍旧在一定程度上遵守着周礼，城墙的边长不敢逾越，只能打擦边球。

宋国是周朝三恪，正宗公爵，在建国之初就可以营造边长七里的大城。但现在实力不济，更加不敢逾越。

商丘城并非是一个标准的正方形，以现在的数学水平建一座标准正方形的城市不是难事。

然而正方形不容易钻周礼的漏洞。

商丘城最短的城墙是三公里，恰好是七周里，这没有僭越。

但是最长的城墙接近四公里，超出了七周里，这算是僭越。

虽然周天子当年被郑伯一箭中了肩膀、又有楚子问鼎轻重的事，权威已无，可那些礼仪大家还是要象征性的遵守。

哪怕是七雄已成的时代，七雄的主城最短的城墙都是七里，但是最长的城墙一般都短于九里。

天子的城是九里，公侯的城是七里，所以要钻漏洞就要最长不超过九里，但最短的也一定不能超过七里。

如果有任意一条边超过了九里，那就是超出了天子。

如果所有边长中最短的一边超过了七里，那就是超过了公侯。

各国人才济济，这样擦边球的手段层出不穷，更是彰显了此时的逻辑学智慧。

不管是周天子还是公侯国，建国之初没有那么多的人口。

这么大的城市，不可能全都是居民区，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农田。

现在人口增长，城内还是有一些菜田或是农田，而非全部都是住宅、集市或是宫殿。

营造数百年的大城，自有其过人之处。也正是靠着商丘城，宋国才能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不断守城生存，也让墨子当年止楚攻宋有了坚强的后盾。

在适看来，商丘城已经算是相当宏大了。

城墙高达十米，城墙底部宽有将近二十五米，城墙到公孙泽，又说到仲尼，便自然想到周礼，便又说起了如今晋之三家邀人会盟的事。

墨子是看得透彻的，齐国大乱，各国均想咬一口，说不准一场波及数国的大战就要爆发。

秦国与楚交好，咬不到齐国，肯定会趁机去咬三晋；齐国还在商丘的北方占据着贯丘，对齐国来说是块飞地，但插在宋国陶丘附近，这是三四年前齐国从卫国手中抢来的。

司城皇的封地很多在陶丘附近，按照利益去看，司城皇很可能希望趁着齐国内乱三晋伐齐的机会，拿下贯丘。

但墨子实在没想到司城皇想要的不止如此，还希望趁机借用三晋的力量来对付宋公一脉，更没想到适手中的那些种子会成为嘉禾，借用当年唐叔虞封晋的事来一场符合天命的分封。

他总谈非命，不信天命，因而在分析这件事的时候就根本没往这个方向想。

数十墨者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许久，也没有想明白司城皇要那些谷米种子有什么用，适也没有想明白。

但适早已坚定了把一些种子换钱的心思，因为墨家实在是太穷了。

墨者倒是有自己的工匠作坊，也能生产武器，但是这些武器从来不卖，而是只用来守城，所谓行义。

若是卖了，那就算是给不义之战提供武器，这是违背墨子想法的。

适心里却不这么想，但这时候也不好说，只能用行义这样的理由，想办法给墨家弄些钱，以扩充墨家的力量。

既然众人都猜不出司城皇为何要谷米种子，适便说道：“既然不知，那就不必去猜，明日叫先生问问便知。若是用来行不义之事就不卖。但如果既不是行不义，也不是行义，总可以卖。卖的钱我们用来行义，是一样的。”

这一点他已经说服了墨子，墨子也同意，便问道：“你想怎么卖？”

适早已想好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您已经看到了村社的事，先生相信按照我说的那些办法可以亩产两石吗？”

这一点众墨者之中懂稼穑之事的也都同意，更别说墨子了。

适接着话头道：“既然这样，弟子有个想法。明日，我们可以包司城皇一部分土地的税。假使他有一片地，每年可以收粟两千石，那么我们可以用两千五百石包下来。”

市贾豚一听，顿时明白了其中关节，击掌称赞道：“适的办法好。若以什一之税的定额，是两千石。而用适的办法，却严格按照什一之数来取，可能会是四千石。如此一来，那些农户反而能得利。这正是一种行义。”

墨子听到包税二字，终究想的深远，忧虑道：“若此事成风，墨者可以做，别人学去可不好。他既以两千石包走，心欲得利，必收四千石，受苦的仍旧是那些农夫。”

适笑道：“先生多虑了。如今除了我墨者，谁人能以两千五百石之税得利？我们眼中的利，是行义；商贾眼中的利，是金铜。他们往来贩运，即可得利。其余贵族，全无此心，亦无此能。若包税只加赋而不改耕种之法，农夫不满，民意滔天。只有我墨者如今可以适当加赋，而民用更足。日后可以教出许多会新耕种之法的农夫，传走四方，岂不大为有利于天下？”

“先生，我只怕先把这耕种之法传遍天下，王侯贵族收的赋税可就不是十亩一石了。以如今天下，能够秉持行义利天下之心的，除了墨者又有多少呢？与其相信他们，不如相信自己。至少，我们真的可以让人得利，积微义而成大义。”

“况且，若那地富足，众人也能相信新的耕种之法。先生既然认为君之权乃臣氓之通约，弟子便认为要在新耕种之法传遍天下之前，先达成约法，定下亩之税额，以我墨者为监督，若其违约则……罚！”

“若想言罚而能罚，便必须要有更多的人知晓天志，相信墨者的规矩。积少成多、累土成山，待到通约而成，这约法中也可以全然禁止包税之法。”

“先生有剑，故能赏罚。墨者约天下之剑，弟子尚未得见。赏罚天下之剑如何铸？传天志之言为铜、集众人之心为炭、利天下之物为锡齐，此三物我墨家均有，何不铸赏罚之剑？”

“我于村社，有此三心之剑，故可赏罚村社；若宋国有此三心之剑，可赏罚宋国；若天下有此三心之剑，便可赏罚天下，谁敢不从？”